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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与拯救：城市流浪狗去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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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救养流浪狗？

王京涛的新基地位于北京昌平区，离主城区很远。先坐地铁5号线到终点天通苑北，再换乘537路到终点站。如果凑巧，站牌边会有拉客的三轮车司机，花10块钱就能坐到基地门口。

新基地养着超过2000只流浪犬。附近村民管那里叫“养狗的”。“那狗可太多了，叫起来方圆几里地都能听到。”三轮车司机说。公路、乡道，再驶过一段坑洼的土路，基地蓝色的彩钢大门就出现在了眼前。

这片荒地周围住户少，紧邻坟场。“办基地最怕扰民，”王京涛说，他尽力和附近村的支书、村民搞好关系，“村支书决定（基地）能不能开，邻里关系决定你能开多久。”

逢年过节，他四处打点，送礼吃饭，平时和邻居多走动。还将基地的狗粪打包送给隔壁农田的负责人，对方大喜，“有肥料用了。”

事实上，选址几乎是所有流浪犬救助基地都会面临的棘手问题。

绍兴动保的基地搬过三次家，负责人金阳回忆。第一次因为原场所要拆迁，第二次因为村民投诉，第三次因为选址在水库上游，当地担心对水源有影响。目前，基地搬到山里，才基本平稳下来。不过因救助狗的数量不断增加，未来还有扩建的可能。

反复迁址，再加上救养的流浪犬越来越多，绍兴动保的财务压力也在逐渐增大，金阳甚至把房产抵押，从银行贷款。

“不敢想钱的事，过一天算一天。”在绍兴动保做了5年志愿者的小唐说，狗不可能不救，只能尽力节省成本。

现在，基地每日救助的流浪犬数量已被严格限定，不能超过20只。先救情况危急的狗，有人长期投喂的狗可以放一放。同时，在狗的吃住防疫各方面精打细算，“把一块当十块花。”

不断增长的流浪犬救助量和有限的资金来源，是大部分民间流浪犬救养机构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矛盾。在深圳，徐女士摸索出了不同于另两家的运营模式——将流浪狗有偿寄养在犬舍，由最初发现并救助的志愿者负责，志愿者通过宣传，拉动其他爱狗人士，组建共养群，一起平摊费用。

在徐女士看来，搭建实体基地太不切实际。深圳寸土寸金，流浪犬数量不断增加，注定要不断扩张，开销也不断增加，最终会拖垮救助者，“无论在经济还是精神上。”

以项目负责制为基础的共养模式有三点好处：是不需要用地，二是让救助者直接感受到养狗之难，避免爱心泛滥，三是每位志愿者和共养人会主动为机构做宣传。

这都要归功于被情侣遗弃的小狗“助助”。当年，徐女士决定救助它时，微信群聊里有37名朋友提出共同收养，后来他们组建了第一个共养群。从去接“助助”，到去医院打疫苗、绝育，再到日常寄养的费用，都由大家分摊，“每个人出二三十块”，“助助”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决定救一只流浪狗，往往只是一瞬间的事。

“但当你救下它后，就要为它负责到底。”绍兴动保志愿者小唐说。

绍兴动保曾救养过一只流浪犬“小八月”，是只金毛串串。“小八月”被发现时，背部掉了一大块皮，尾椎骨也受过重伤。为救下它，光医药费就花了将近52000元。

即便手术过后，“小八月”还是不能自理大小便。身体情况太差，无人领养，最后是基地的一名志愿者收留了它。“跟护理人一样”，志愿者要给它擦拭屎尿，如果坐久了屁股会生褥疮，因而要经常给它翻身。

救养一只流浪狗所需的人、时间和金钱，远比常人想象中的多。但小唐很坚定，说绝不会抛弃任何一只基地里的狗，即便近几年基地已经“超负荷运行”。

对流浪犬救助者来说，爱心是动力，但有时也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对此，王京涛自称是理性的救助者。他基地有只养了七八年的流浪狗，最初被发现时，瘫在地上走不了路。王京涛打听到，如果给狗做手术，至少要花6万元。他没舍得，“什么东西都有尺度，我不可能为了救1只狗花费100只狗的生活费。”

“它能活就活，不能活我也没办法。”王京涛带它回基地，叮嘱最负责的工人，每天给它上人用的跌打药。后来它竟能走了，只是跑起来时，一条腿老是蜷着。

未来怎么办

四川崇州狗伤人事件后，小唐发现救助群、视频号后台的救助线索数量剧增。“一天能收到上百条。”徐女士和王京涛也感受到周围环境的变化。退养的人在变多，“觉得养狗风险太大。”社区对狗的敏感度在升级，有些饲主的邻居开始举报，甚至对狗喊打喊杀。

越来越多人退养、遗弃狗，对救助机构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不理解的声音也在增多。

需要救助的狗太多，绍兴动保的救助者不可能全部接收。一些没有性命危险的狗只能就近安置，有些网友便指责绍兴动保的专业度不够。

王京涛经常听到附近的村民在背后议论，“养那狗干啥”“有啥用”“人都管不过来，还管狗的事。”

“我不这么认为。动物的事就是人的事，善待动物就是善待自己。只有从根源上杜绝遗弃和无序繁殖，才能避免狗伤人。”王京涛说。

小唐和其他志愿者的手上经常有伤痕，那是给狗剃毛、拆线时被咬的。小唐认为，咬是狗的本能，人也一样，可他们这些伤绝不能称之为狗伤人。四川崇州狗伤人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于饲主。

伴随舆情而来的，还有各地流浪犬治理力度的增加，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捕杀流浪犬的现象。徐女士说，事发后，深圳市相关部门同多家流浪动物机构一同讨论过流浪犬的治理举措。

最后达成的共识是：流浪犬治理，还应循序渐进，追捕时暴力殴打被明确禁止。

在宠物文化开展较早的欧美国家，治理流浪动物的措施大都从动物的角度出发， 采取保护性措施， 而不是捕杀。

纽约市相关法律规定， 政府的责任是围捕流浪的宠物犬， 而不是伤害宠物犬， 并且在归还主人或为其另寻主人前必须确认该宠物犬的身份并安置在合适的处所。

英国的《环境保护法令》规定，政府必须围捕迷途宠物犬， 若无人认领则必须将该动物安置在合适的地方， 必须保持任何公共地区不存在迷失动物。

从立法看，国外可供借鉴的法律也有很多。在对饲主的要求上，德国《动物保护法》规定：每个与动物打交道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物质条件。日本的《关于爱护及管理动物的法律》提到， “所有人要认识到动物是有生命的， 不仅希望不要肆意虐待， 而且要致力于建成人与动物共生的环境， 在充分了解动物习性的基础上， 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待动物。”

在遗弃动物上，意大利 《动物保护法》规定， 虐待或遗弃宠物者， 可被判1年监禁或10000欧元的罚款。德国《动物福利法》第13条规定， 不得以产生不必要的危险、疼痛、痛苦或者伤害的设备或者物质去抓、赶走或吓跑脊椎动物。

徐女士知道，目前在中国，想从立法层面解决流浪犬治理，仍需很长时间。因此，“全心犬意”开始更多关注技术层面的措施，积极推广芯片植入，身份信息回溯等方式。

香港的《狂犬病条例》规定，遗弃动物可处罚款1万元以及监禁6个月。类似法律可以施行的前提，是当地芯片植入技术已足够普及，徐女士认为。

王京涛也在寻求突破。一方面，他意识到宣传对于基地运营的重要性，邀请了不少媒体来基地参观，不懂互联网的他也开始研究起了直播。

另一方面，他希望培养孩子的动物保护观念，与中小学合作，让学生来基地研学，“老一辈的思想改不过来了，得从娃娃抓起。”

绍兴动保的团队中，有一位志愿者专门收集流浪狗的故事，金阳希望以后能集合成册出版，“让更多人关爱动物。”

在这段特殊时期，每个流浪狗救助者都异常繁忙。徐女士希望继续保持高频率的领养日活动，项目负责制能长期稳定的关键，就在于保持较高的领养率，这与领养日活动的举办息息相关。

王京涛一直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最近，又一个宠物用品商希望到基地拍摄，他答应了，“做救助，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杨海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