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企业网站建设 网站制作 网站设计 北京做网站公司

黄奇帆:大湾区是制度型开放先行者 应成"双循环“重要枢纽
南都讯 15日下午，在主题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珠江国际贸易论坛分论坛上，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黄奇帆作了《新阶段大湾区贸易发展的新格局新突破》的主旨演讲。他认为，原本作为外循环牵引内循环重要节点的粤港澳大湾区，应当成为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枢纽，“相互促进”的关键仍在于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外开放的五个新特征

黄奇帆首先分析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外开放的五个新特征。第一是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过去几十年，我们国家的投资主要是用优惠政策引进外资，现在是引进来、走出去并重。”他指出，一方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我们对能源资源供给的需求更大了，尤其是新发展格局下，需要有更加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需要吸收全球的“养料”，需要我们企业走出去。“因此，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引进来走出去，实际上是将内循环与外循环由过去商品流通的大进大出升级到资本要素的跨境进出。”

第二个特征是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鼓励出口和增加进口并重。黄奇帆指出，当今世界，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大量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初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定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或者服务等贸易顺差，也可能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支付。“预计未来10年，中国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量会达5万亿美元以上，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对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

第三个特征是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东中西协同开放、整体开放。黄奇帆指出，2013年起，分6批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了东中西全覆盖，特别是在中欧班列的带动下，沿线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空间。“随着产业的兴旺、人口集聚，城市加快繁荣，一些重要枢纽城市如成都、重庆、西安，甚至是乌鲁木齐正由过去的开放末梢转变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开放前沿。”

第四个特征，从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黄奇帆介绍，根据WTO统计，从2012年至2019年，全球跨境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贸易出口的比重从过去的19.5%提升到24.5%，预计再过十几年，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有望提高到30%。他分析，尽管我国已是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但是服务贸易结构存在短板，服务贸易逆差大，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比较高，资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的比重较低。“党中央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支持服务贸易发展，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服务贸易的比重将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将共同支撑我国的贸易高质量发展。”

第五个特征，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黄奇帆介绍，中国加入WTO二十多年来，全面履行加入的承诺，大幅开放市场，接受、适应、融入以WTO为核心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进入新发展阶段，针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党中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是主动应对规则之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大举措，这也是更深层次的开放——从过去几十年推动要素流量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的开放转变，其实质是要全面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实现国内国际营商环境的一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取得成功，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是推动要素流量开放的同时兼顾规则制度型开放，甚至可以说是以规则制度型开放有力地推动了要素流量型开放，两者相得益彰，其中规则制度型开放是深层次的、根本性质的。”黄奇帆认为，大湾区是我国规则制度型开放的先行者和受益者。

我国的开放将从过去要素流量型的开放转变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这对全国而言是今后的一个转变，但对粤港澳来说是过去几十年的基本经验。“粤港澳几十年前就已经在制度规则型开放上下功夫，因此，在粤港澳地区，不管政府部门班子怎么换，开放意识、规则意识是渗透到血液、骨子里的，粤港澳将是我们制度规则型开放学习的榜样。”

黄奇帆指出，香港、澳门两个自由港为粤港澳大湾区更高水平开放提供了重要样板和借鉴，但开放并不仅是港澳的专利，广东本身就有开放的基因和文化。正是有开放的底蕴，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一马当先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他以最早的蛇口工业园区举例，蛇口在开发与建设过程中，除了学习借鉴了香港自由港的低税率等安排外，还在劳动用工制度、干部聘用制度、薪酬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等方面实行了多项改革和创新。“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这些规则制度层面的开放，引领带动了广东的要素流量的开放，正是在这些制度平台的推动下，广东成为当时我国外循环拉动牵引的枢纽。”

黄奇帆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大湾区特殊使命。近期《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公布，分别要求“率先在改革开放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创新，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彰显‘两制’优势的区域开发示范”，“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不断构建国际合作和开放新优势”。“这表示，在粤港澳特别是广东制度开放、规则开放方面，中央又赋予了重要的任务。”

以大湾区贸易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黄奇帆认为，从构建新发展格局出发，原本作为外循环牵引内循环重要节点的大湾区应当成为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枢纽，“相互促进”的关键仍在于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在补充我国对外开放短板上有新举措。黄奇帆认为，四十年来，我国对外开放还存在着四个重要短板，分别是金融、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和数字经济领域。“比如数字经济，我国有这方面优势，但也需要解决数字有序跨境流动的问题。”大湾区除了有香港、澳门两个自由港外，还有前海、南沙、横琴等自贸试验区片区，“要发挥这些高水平开放平台的作用，在弥补四个对外开放短板上有新突破。”他说。

第二是要在内外贸一体化上有新突破。黄奇帆指出，大湾区地区外向型经济发达，是“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发源地、聚集地，当前这些加工贸易正在转型升级。“过程还要加快，要由‘两头在外’转向‘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实现内外贸一体化，这不仅需要推进内外贸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制度衔接，实现同线同标同质，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生产、维修与再制造、销售结算等产业链中高端延伸。”同时，积极推进传统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技术贸易转变，大力发展“保税+”新业态。支持企业开展“委托加工+自主品牌”生产方式，鼓励企业在海外布局更多销售渠道、服务网络、海外仓，逐步提高各方面的业务。

三是要在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上有新作为，要重点推动跨境电商、互联网+服务贸易、离岸贸易等新业态创新发展。黄奇帆指出，在跨境电商方面，要抓住制约跨境电商发展的痛点和痛点，大力推动外贸业务流程改造和各环节数据共享，率先探索适应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新型监管服务模式和制度体系，促进贸易监管数字化转型、便利化发展。同时，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的模式，支持企业建设国际配送平台、境外综合运营中心和跨境贸易数据中心，更好地融入全球零售体系。在“互联网+服务贸易”方面，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服务贸易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机遇，推动互联网+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发展大数据、云计算、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知识产权、动漫和影视制作外包的新业态。

第四，要在推动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方面迈出新步伐。黄奇帆分析，从外部环境看，针对个别国家对我国实行科技脱钩、人为设限甚至发动科技冷战的形势，可进一步发挥大湾区开放优势，推动创新要素跨境自由便利流动，吸引集聚国际创新资源，打造国际科技合作创新平台。这既是提升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破解科技“硅幕”、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需要。另一方面，从产业发展需要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低碳经济对监管的标准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比如，壮大数字经济必然涉及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问题，涉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过程中的“三新”经济监管问题。“这些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和监管问题都必然在大湾区先行先试，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采写：南都记者蒋臻 伊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