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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银行人脸识别系统被攻破 女子43万元被悄然盗走
李红（化名）万万没想到，诈骗人员从她的交通银行卡偷走近43万元，如入无人之境。

2022年6月30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了李红的全部诉求。她准备继续上诉。

被骗42.9万元

从接通电话那刻起，李红就陷入“协助破案”的迷局中。那是2021年6月19日上午10：30，电话那头自称“北京市公安局户政科陈杰警官”的人告诉李红，她的护照此前在哈尔滨涉嫌非法入境，让她向哈尔滨市公安局报案。对方轻易地报出了李红身份证号，这令她开始相信电话那头的“警官”。

李红被转接给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刘警官”。对方告诉她，她涉嫌“李燕反洗钱案”，并让她登录一个网站查看“公文”。李红用手机登录对方提供的网站后，发现在一张蓝底的“通缉公告”上，印着自己的身份证照片、身份证号等户籍信息。

这令她陷入恐慌，因为在她平常的认知中，这些信息只有公安内部的人才能获得。接下来，她对“警官”的指挥百依百顺。按照指示，她从网站下载了“公安防护”软件和视频会议软件“瞩目”。

“公安防护”是一款诈骗人员常用的“李鬼”手机软件，其设计模仿“国家反诈中心”，如果受害者在里面输入银行卡和密码，诈骗人员就可在后台获取这些信息。

而“瞩目”虽然是普通的视频会议软件，但提供共享屏幕功能。在“刘警官”的要求下，李红通过“瞩目”，向对方共享了自己的手机屏幕，令其掌握了她安装的App种类信息，对方还通过这项功能远程操控她的手机，令她的手机号设置了呼叫转移，无法接收短信和电话。

最容易被忽略的是“露脸”。对方告诉李红，为了验证她是本人操作，她要通过“瞩目”开启会议模式，于是李红的人脸信息轻易暴露在对方面前。这也成为对方实施诈骗的关键一环。

李红始终没能挂断电话，“刘警官”故意令她与外界隔绝。下午13：46，按照要求，李红赶到交通银行北京长辛店支行，开设了一张借记卡。银行开卡记录显示，李红预留了自己的手机号，并允许借记卡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设备”三种方式转账，也允许这张卡进行境外取现和消费，但在其他功能中，她选择了“小额免密免签不开通”。

这意味着，当她进行5万元以内的转账时，仍需要验证。此外，李红还设置了转账限额，每日只能累计转账5万元。

在办理借记卡的过程中，交通银行向李红发放《北京市公安局防范电信诈骗安全提示单》。这份提示单中，载明了业务类型为“开通网银或手机银行”，并提示她可能存在有冒充公检法的人员，以打电话的方式告知她涉及案件，要求她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或是告知网银密码。李红在这份提示单上签字。

交易记录显示，14：06至14：09，李红向这张卡转账5笔共计25万元，14：11和14：13，又分两笔转入5万元，此时李红卡内已有30万元。短短几分钟后，14：20诈骗人员就通过掌握的李红的手机银行，将这30万元转了出去。此后在14：30，李红又向卡内汇入12.9万元，这些钱在14：40被悉数转出。至此诈骗人员转走了李红42.9万元。

但李红称，对于银行所称发送了22条短信密码及短信风险提示，她只收到了其中的11条，而银行的来电她并未接到。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她的短信被诈骗人员拦截，电话也呼叫转移到了诈骗人员的手机上。

下午16：00，李红察觉到“刘警官”的反常态度，她在16：39用自己的手机首次登录了手机银行，却发现钱已被盗刷，她意识到自己被骗，前往派出所报警，并联系银行挂失银行卡。

银行后台记录显示，诈骗人员“假人脸”6次操作，均显示活检结果成功。图/受访者提供

蹊跷的“活检成功”

民警追查到，2021年6月19日在13：51至14：42之间，李红手机银行登录者的IP地址在台湾，使用的设备是摩托罗拉XT1686，而当时李红在北京，她的手机型号是小米8。

“这就好比，本来约定需要我本人去银行才可以转账汇款，现在别人假冒我去银行，银行没有发现，那么造成的损失不应该由我完全承担。”他认为，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关系是债权关系，银行受骗，不应让储户承担全部责任。

李红以“借记卡纠纷”为案由起诉交通银行后，要求银行赔偿存款损失，但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了她的诉求。

联系上赵女士之后，马跃又联系到4名同样的受骗者，他们6人都遭遇了同样的诈骗套路，涉案金额超过200万元。

这6名受害者都为女性，受骗时间最晚的在2021年10月。她们都生活在大都市，具备一定知识水平，多人具备研究生学历，还有人就是律师。

板子该打在谁身上？

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强化了对人脸信息的保护，但这种强化其实只体现于征求同意的环节，其他地方和普通个人信息几乎没有差别，并没有在实质上抬高法律保护的门槛。

她还提到，李红在银行办卡时被要求签署的《北京市公安局防范电信诈骗安全提示单》提示效果有限，“现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仅靠个人的警惕是很难防住的”。

在她看来，这个提示单对防范各种诈骗无法起到实质性作用，当储户被诈骗后，反而有可能起到让银行转嫁责任的效果。

“防范和打击犯罪，本应由国家、银行与相关单位承担主要责任，现在越来越多变相地转嫁到作为被害人的个人身上。”她指出，“过多地让弱者承担风险并不公平”。

劳东燕认为，要防范此类诈骗犯罪，重要的是在制度框架层面重新来考虑合理分配风险的问题。她说，“风险跟责任有关，谁制造的风险原则上就应当由谁来承担。”

“银行对人脸信息的技术保障需要超过一般的犯罪手段，否则，银行就不应采集与使用储户的人脸信息。”她说。

发于2022.7.18总第105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记者：苑苏文

责任编辑：任静 UN985